1938年，日寇占领民国首府南京之后，计划由南北两面包抄津浦路遇陇海路的枢纽——华东重镇徐州，以实现对华东的全面占领。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邰宏来饰）在危难之际接受任命，指挥保卫徐州、抵抗日寇。日寇入侵山东，陆军上将韩复榘畏战逃跑，将济南拱手让与日军，蒋介石（赵恒多饰）整饬军纪将韩某枪决。为了增强作战实力，李宗仁将四处受排挤的川军将士纳入麾下，又力劝蒋介石恢复张自忠指挥权，构筑了强有力的抗日统一战线。与此同时，日寇矶谷师团南下临沂，屠杀当地百姓，张自忠为一雪前耻，率部奔赴临沂，与庞炳勋部死战日军，拉开了台儿庄大捷的序幕……
蒋经国看《血战台儿庄》：大陆承认我们抗战
　　一
 198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广西电影制片厂将抗战初期震惊中外的台儿庄会战搬上银幕，为世人展示了一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惨烈而悲壮的历史画卷，令人耳目一新。这部影片的上马，不能不说这是抗战题材影片上的一个突破。
　　早在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宴会上，周恩来对应邀出席宴会的著名导演成荫说:“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个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1984年12月11日，作曲家杨少毅任职广西电影制片厂第一副厂长、党委副书记，主管艺术和生产。他与文学部主任陈敦德都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坚持的路线，不仅仅是国家命运变化的新起点，也必然成为电影事业发展变化的新起点。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只搞“小桥流水人家”，或者只搞那些拳打脚踢的警匪、功夫影片，而是需要搞些“大江东去”的作品。所以，当陈敦德推荐《血战台儿庄》这个剧本的时候，杨少毅简直激动不已。
　　《血战台儿庄》的编剧，是田军利和费林军这两个年轻人。剧本刊登在《八一电影》杂志上，发表已三年却无人问津。1985年3月，陈敦德在北京见到了两位编剧，用当时的高价——3000元买走了剧本，并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著名电影艺术家，他担任摄影的影片《归心似箭》、《花枝俏》、《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他导演兼摄影的影片《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都给广大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1985年5月初，两位作者携带剧本第六稿来到南宁。原来的剧本，主要写的是张自忠。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经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为主线，并且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改动。7月，杨光远来到南宁，对作者提出了影片不用闪回、要按时间顺序前进的要求。其用意是突出历史的真实性，强调影片的纪实风格，通过事件本身的生动、感人、真实，来增强银幕的冲击力量。这个构想，对于未来影片的基调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
　　投拍《血战台儿庄》一开始，有些人就认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呢？”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得通过的。”
　　11月1日，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血战台儿庄》剧本座谈会。中宣部、文化部、军事科学院等一些负责人、专家，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以及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应邀出席了座谈会。程思远在会上言简意赅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当时，适逢已80岁高龄的荷兰著名电影导演伊文思访华。听说有个关于台儿庄会战的剧本座谈会，他刚下飞机，就要求参加会议。伊文思向主创人员介绍了自己47年前在台儿庄的情况:他从西班牙前线来到中国，在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台儿庄战事接近尾声时，他和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一起探访台儿庄，用摄像机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后来，他把在台儿庄会战中拍摄的那些镜头，编辑到纪录片《四万万同胞》里面，在世界各地放映。《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
　　《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17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2月16日，大年初六，大小9辆汽车，满载着摄影器材和各种物资，浩浩荡荡地开赴山东外景地。
　　作为两国军队武力的残酷争斗和两个民族意志的顽强较量，台儿庄大战的惨烈程度不容回避。一个“血”字贯穿全剧，从临沂之战、滕县之战到台儿庄保卫战，影片选取的每一个会战关节，无不是血染的画面。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影片的结尾，那个表现“血肉长城”意境的长四分钟的镜头。在《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响起三次的同时，画面进入残破的城墙一隅: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其实，影片结尾原本是“全国人民敲锣打鼓庆祝胜利”，杨光远和剧组人员却总感到这样的结束分量不够。“眼前是一幅残垣断壁的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剧组在台儿庄发现了一个小册子，里面有当时曾访问台儿庄的《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的文章。杨光远由此受到启发，将结尾改为“血肉长城”——对于血战的胜利，悲壮比欢乐更有力量。
　　1986年6月，李宗仁将军惟一的儿子李幼邻先生在美国得知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就说:“我先不去宾馆，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在得到电影局同意之后，他观看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他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紧紧握住李宗仁的扮演者邵宏来的手，连声说: “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9月15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送审的混录双片。10月22日晚，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意识形态的习仲勋、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等到电影局，审查影片《血战台儿庄》。担心影片被“毙掉”的杨光远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影片审查顺利地通过了。习仲勋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1987年1月17日，广西电影制片厂曾接到过停止洗印与发行影片《血战台儿庄》的通知。但事隔一个月，即2月18日，又接到电影局传达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该影片发行的指示。内容有三点:1.今年是台儿庄战役49周年，该片可以在全国发行放映；2.有人提出要在片头添加一段毛泽东语录。可以不加。3.有人提出要删掉影片中“蔣介石不怕日机轰炸”的细节。删或者不删，由艺术家们自己去决定。
 三
　　1988年6月11日，电影《血战台儿庄》在香港首映，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部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令尊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形象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铭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这样，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台湾方面收到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不久后，蒋经国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做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广西电影制片厂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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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血战台儿庄》拍摄和上映的台后幕前
《百年潮》2008年第5期 丁晓平
　　江苏徐州历来为兵家要塞。侵华日军在1937年12月分别占领南京、济南以后，为了打通津浦路，使南北日军联成一片，先后集中8个师团、5个旅团约24万人，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在1月至5月间，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12个集团军和军团约60万人防守徐州，阻止南北日军会合，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与侵华日军进行了抗战以来历时最长的一次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这次闻名中外的大会战的关键环节，这就是著名的“台儿庄大捷”。而台儿庄这个弹丸之地也因为经历了这场惊人血战，闻名世界。1986年因为一部名叫《血战台儿庄》的影片再次把台儿庄推向世界。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电影《血战台儿庄》的上映，竟然对改变海峡两岸同胞的交往和沟通起到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日前，著名电影编导、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先生作为电影《血战台儿庄》当年拍摄的具体组织者，向笔者讲述了电影《血战台儿庄》背后鲜为人知的往事。
　　1965年李宗仁海外归根。周恩来在欢迎宴会上给大导演成荫敬酒，说起拍“台儿庄”在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的1985年，一部名叫《血战台儿庄》的电影轰动海内外。这部具有恢弘史诗般气势的大片，不仅获得了“金鸡奖”的数项大奖，还获得了一个由中国政府授予的特别奖——“抗战奖”，并被评为新中国“百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之一。(见图一:故事片《血战台儿庄》的宣传海报。)
　　据陈敦德先生介绍，早在1965年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归来时，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在这次欢迎李宗仁归国的宴会上，有一桌嘉宾是周恩来总理请来的新中国电影界人士。宴会时，周恩来总理特此来给电影界的同志们敬酒，并对著名导演、时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的成荫同志说:“成荫同志，你拍过《西安事变》，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始终牢记周恩来总理的嘱托，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拍摄“台儿庄大捷”的事情不得不束之高阁。1982年，成荫对来自广西电影制片厂正在电影学院进修的陈敦德说起了这件事。因为李宗仁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属于国民党桂系，所以成荫希望陈敦德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他拍摄“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可是，成荫不久突然辞世，遗愿未能实现。1985年就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的陈敦德就接过重担，并取得了广西自治区政府老主席韦纯束及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大力支持。但是在电影界，当时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是个小厂，很难完成这样一部战争大片，陈敦德就北上请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著名导演杨光远执导(见图二:陈敦德(穿西装者)与杨光远(前戴鸭舌帽者)在《血战台儿庄》拍摄外景地。)。两人一拍即合，杨光远还向陈敦德推荐了田军利和费林军在《八一电影》上发表的电影剧本《血战台儿庄》。但该剧原作是以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为原型的，根据成荫院长生前所述的周恩来总理的嘱托，结合改革开放形势及广西的情况，陈敦德决定重新创作，将田军利和费林军请到广西，提出让他们将剧本改为以李宗仁将军指挥台儿庄战役为主线(见图三:故事片《血战台儿庄》剧照之李宗仁在台儿庄车站站台。)，并得到了时任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和总编室主任邹士明等人的鼎力支持，以及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当年参战的黄埔将领郑洞国、郑庭笈、覃异之等将军的热情协助，李宗仁原秘书程思远先生也出任顾问给予积极指导。这样，《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在经过多方研讨，前前后后十七次修改定稿之后，终于投拍。影片震动海内外，因此也获得了空缺多年的“金鸡奖”最佳编剧奖。
　　在长达一年多的摄制工作中，没有拍过战争片的广西电影制片厂得到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力支持。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肖穆厂长还应广西电影制片厂的要求，派出优秀战争片导演杨光远执导，还同意杨导点将带去各方面优秀主创人员。同时，拍摄工作还得到了台儿庄当地老百姓的巨大支持，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迟浩田将军(见图四:时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迟浩田将军(右一)接见陈敦德(左二)等。)还派出了在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加拍摄，使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动人。当时的文化部顾问、曾以新闻记者身份亲历“台儿庄大捷”的荷兰籍世界著名新闻纪录片电影大师伊文思(见图五:著名新闻纪录片电影大师伊文思(左)接受陈敦德(右)的采访，中为法文翻译。)，也提供了当年战场的纪录片《四万万中国人民》作为参考文献，《血战台儿庄》中诸如“人梯渡桥”、“运河鏖战”等许多动人的场景都取材于这部著名纪录片的真实镜头。如今，当年拍摄的外景地已经建成了 “台儿庄战役纪念馆”，张爱萍将军题写了碑名，启功先生题写了馆名。当年有名的德国式火车站，近年已经重修作为“李宗仁将军纪念馆”。
　　蒋经国在台湾看到《血战台儿庄》后，说:“这个影片没有给我父亲脸上抹黑。”不久，台湾老兵赴大陆探亲。
　　1985年夏末，李宗仁将军唯一的儿子李幼邻(见图六:李宗仁将军唯一的儿子李幼邻(右)与陈敦德(左)在一起)在美国得知中国大陆拍摄《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从美国赶回祖国探亲。飞机一落地，李幼邻先生就向来机场迎接他的陈敦德说:“我先不去宾馆，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陈敦德告诉他:“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李幼邻急不可待地要求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拗不过李幼邻的执著和迫切，陈敦德只好请示国家电影局的领导石方禹。在得到同意之后，李幼邻就在陈敦德的陪同下观看了《血战台儿庄》的“台词双片”(即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看了不到十分钟，李幼邻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
　　1986年4月，《血战台儿庄》在香港举行了首映式。万民争看，轰动香港。台湾中央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先生在看完影片后，当晚就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指蒋介石，笔者注)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蒋介石的这个正面形象最主要的就是这样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铭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候天空上有日本侵略者的战机飞来扫射轰炸，面对危险，蒋介石临危不乱，发表讲话，镇定自若。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而这个经典的镜头画面，与大陆此前反映国民党、蒋介石的影片确实有着显著的不同。
　　蒋经国听说后，很是震惊，马上对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看看。”
　　于是，谢忠侯就找到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新华社有关负责人立即报告了中共中央，并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同意。于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就复制了一盘录影带，通过新华社送给谢忠侯。这样，谢忠侯马上带着《血战台儿庄》的录影带飞回台北。
　　一年后的1987年，程思远先生在其家中告诉陈敦德(见图七:曾任李宗仁秘书的程思远先生 (右)与陈敦德(左)在一起)，台湾方面反馈说:收到《血战台儿庄》拷贝后，宋美龄和蒋经国都很快地观看了影片《血战台儿庄》，并请国民党中常委的全体人员观看。看完后，蒋经国说:“从这个影片看来，大陆已经承认我们抗战了。这个影片没有往我父亲脸上抹黑。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不久后，蒋经国终于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程思远先生谈起此事时非常激动，也赞赏陈敦德为该片所作的贡献，欣然为其题字:“精心策划，促进统一”。(见图八:程思远先生为陈敦德的题词。)
　　《血战台儿庄》上映后，深受海内外华人的普遍赞誉。白崇禧将军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于 1995年7月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长文论述抗日战争和徐州大会战，文中也专门谈到“《血战台儿庄》影片肯定国(民党)军将领贡献”，说:“抗日战争八年，是全中国军民，牺牲惨重，抵御外侮，保卫国家的一场民族圣战，这一段20世纪的中国痛史，所有的中国人都应铭记于心，汲取教训。而台儿庄之役，又是八年抗战中最具关键性的一场罕有胜利，中国两岸的政府，不论其政治立场，理应大书特书，载入史册。但因为蒋中正氏与广西将领李、白之间的矛盾，尤其1965 年李宗仁返回中国大陆，台湾国民党政府对抗战史台儿庄大捷这一章，一向低调处理，台湾媒体对淞沪战争等役都曾大肆宣扬，反而对抗战中最重要的一役台儿庄会战则有意忽略，因为这一仗是李宗仁指挥得胜的，大肆赞扬李宗仁，国府立场尴尬……80年代后，中共对待民国史已逐渐走向实事求是，1987年(应为 1986年，笔者注)广西电影厂摄制《血战台儿庄》巨型战争影片，相当合符史实，对李宗仁、父亲以及其他国(民党)军将领抗日的贡献，都持肯定态度。此片在大陆上映，造成巨大震撼，那是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人民头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国(民党)军抗日的真相，以及国(民党)军将士英勇牺牲的形象。 1987年此片上映，笔者正在上海，看到广西电影厂摄制的《血战台儿庄》，不禁感慨万千，国民党自己军队打的一个大胜仗，竟让中共越俎代庖拍成电影，大肆宣传。抗战胜利迄今已有50年，国共两岸政府都应该抛弃政治立场，严正对待中日战争这段中国军民伤亡1000多万的惨痛历史了。”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海峡两岸和平发展并最终实现和平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二十年前，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为打破因历史和政治缘故所导致两岸同胞“老死不相往来”的樊篱，起到了意料不到的促进作用，也为海内外所有的中国人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语言——“爱国”。因为两岸只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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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真实抗战史 《血战台儿庄》是如何出炉的
2008-11-10 08:37:10　来源: 新闻午报(上海)　
 　上世纪80年代，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还是处女地。样板戏中，阿庆嫂这样唱“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蒋和汪在一个层面，普通老百姓对抗战正面战场所知甚少。“研究的人也少，出版物也少，主要是政治考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说。
 1985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前人流一如往常，很少有人知道馆内正酝酿着一次意义重大的调整。
 次日，新华社一篇报道透露：军博“抗日战争馆”将展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史料，包括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所担负的正面战场、敌占区人民抗日斗争等内容。而过去的陈列主要反映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争。
 这对正在筹拍《血战台儿庄》的导演杨光远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蒋介石庐山讲话照片亮相
 调整后的“抗日战争馆”在当年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期间正式对外展出。
 “ 看到蒋介石庐山讲话的大幅照片出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回忆起当年看展览的情景，著名军旅导演杨光远手抚着胸口，作势往下一沉。
 杨光远心里的“石头”缘于正在筹拍的电影《血战台儿庄》。
 经过几个月的筹资，修改剧本，看外景，杨光远觉得这场“大战”，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但审批这一关，他始终没有信心。直到他看到军博第一次有了抗日正面战场的展览，他才“心里有底”了。
 “整整一栏，都是抗日正面战场的介绍，有一个版是专门讲台儿庄战役。”杨光远回忆，蒋介石庐山讲话的照片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照片下面还有讲话的原文：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同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台儿庄光照人间》的文章。10月，《血战台儿庄》开拍。
 《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其实早已写好，登在八一电影厂的《八一电影》杂志，一年多没人敢拍。编剧之一是杨光远战友的孩子，他找到了杨光远。杨光远是山东人，从小就知道枣庄、台儿庄打日本的故事，对抗日题材很感兴趣。“搞艺术的人，都想有个突破，这是没人拍过的题材。他们敢写，我就敢拍。”
 当时有人劝他，“你一个根正苗红的解放军出身，打过淮海战役，共产党抗日题材你还没拍完呢，拍什么国民党的，为国民党树碑立传？”
 但还好家人支持他。妻子汪有茂说：“那时候形势不同了，又不会把他当右派，顶多这个片子拍完了，不让通过。”
 一开始杨光远并不满意剧本，故事以张自忠为主线。“因为对张自忠是有定论的，抗日牺牲了，也没打过内战。所以他们是想规避风险。”
 但杨光远表示，要拍就拍一个写实的，以台儿庄的史实，以李宗仁为主线，放射出抗战第5战区的全景，形成完整历史格局。他让编剧按他的意见改。
 杨光远知道，八一厂是不太可能拍这个片子的，就找到了当年思想很开放的广西电影厂。广西厂刚刚拍了《黄土地》等前沿影片，与杨光远一拍即合，于是花3000元，从八一厂买走了剧本。“我看了很多史料，那么多的将士壮烈牺牲了，这些史实不能被遗忘。”越到后来，杨光远越坚定拍下去信念。
国民党前将领行军礼送行
 在北京，杨光远采访了国民党前高级将领郑洞国。郑洞国一开始不接受采访，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楞眼，都是反面的角色。杨光远跟他推心置腹，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原原本本讲给杨光远听。后来，两人成了很好的朋友。
 杨光远还找到了台儿庄血战时守枣庄地区的国民政府93军军长李仙洲。李仙洲听说要拍台儿庄，说，“共产党拍台儿庄，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杨光远向他保证，要拍就一定把台儿庄拍好。
 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结果离开时，90岁的李仙洲一直把杨光远送到门口，腰一直，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杨光远上了卡车，回头一看，李仙洲还在那儿行着礼，于是下车对李仙洲说，老人家你就不要送了。但李仙洲固执地表示，他要行着军礼把杨光远送离视线，什么时候看不见车了，他才把手放下。
 “我当时才50岁，他90岁，就在那儿一直给敬礼，可见他感动到什么程度。”
 而此前军博陈列修改计划，也曾邀请了黄维、郑洞国、侯镜如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提意见。他们中有人说，这是共产党的英明决策，是对历史负责，对祖国的统一将有很大的贡献。
 充分准备之后，杨光远只花了180万、用时三四个月拍完了电影。
 杨光远印象最深的是最后一个镜头：国军经过苦战，把战旗插在了城墙上，背景音乐响起，用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700具堆起的尸体与残破的城墙一起形成一道“血肉长城”，夕阳西下，没有胜利的欢呼，只有牺牲的惨烈，象征了中国人的保家卫国的不屈精神。
带毛主席语录参加审片会
 上世纪80年代，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还是处女地。样板戏中，阿庆嫂这样唱“他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蒋和汪在一个层面，普通老百姓对抗战正面战场所知甚少。“研究的人也少，出版物也少，主要是政治考虑。”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说。有知情人称，新华社报道军博调整抗日战争的消息发布后，军博还受到了批评。
 杨光远不得不有所准备，片子剪得比正常的故事片要长得几分钟，就是为了应付删剪。有人说，“你也应该表现表现共产党啊”，后来杨光远也加了一段，李宗仁与白崇禧的一段谈话，说周恩来昨天派张云逸来……虽然没有画面，但总算挤进去点红色。
 参加审片会时，杨光远担心片子被“毙掉”，“是带着毛主席语录去参加审片会的。因为台儿庄大战后毛主席曾说过：‘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杨光远说他当时心想，要是哪位领导表示有意见，他就拿语录给他看。“没想到没用上。”杨光远乐呵呵地说，“真想不到，这个片子通过非常顺利，一点都没有删。”
 在电影局的审片会上，统战部、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等各部门的领导都去了。
 “一开始，有领导说对这段历史不熟悉。我一听，真着急啊。”参加审片会的汪有茂说，这时，“程思远连忙说，我熟悉我熟悉，就开始讲这段历史，说这个片子好啊，讲了很多。时任统战部长的阎明复也说，这事儿我来跟导演说。”
 还有一些领导提了些意见，蒋介石在王铭章牺牲后，掉眼泪了。是不是表现得太过了。还有怎么整个影片都是国民党的党旗，军旗，怎么没有一面红旗？“后来杨尚昆同志说了一句话，这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出现红旗吗？”杨光远说，“领导的思想很解放，一句话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在讨论时，阎明复说，‘这些意见我来统一一下吧’。这就把所有的意见就都统一掉了。”过了几天，杨光远听说片子过了，而且完全没有删改。
“影片抵多年统战工作”
 杨光远回忆，后来阎明复再见到他时，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你这部电影抵我们好多年统战工作。我一定要把这部片子送到台湾去”。
 果然，1987年7月，“卢沟桥事变”50周年，《血战台儿庄》影片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负责人带到了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宋美龄还看了两遍。有研究者称，这部电影间接推动了蒋经国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
 “据说蒋经国看完后说，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歪曲他。”杨光远说。
 影片公映后杨光远去加拿大访问，碰见一个国民党退休少将，对方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了不起！”池峰城将军的妻子和儿子专程来感谢杨光远拍摄这部片子，激动得几乎要给他下跪。
 这部片子也给杨光远带来了太多的荣誉：第十届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国家优秀影片奖、第七届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提名、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优秀影片奖……
 张宪文认为，作为新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反映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的影片，《血战台儿庄》必将在中国抗战研究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通俗的形式，它必然影响普通的中国人。
 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览推动了杨光远拍《血战台儿庄》，而《血战台儿庄》又影响了一个人建抗战博物馆。
 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川军师长王铭章将军中弹负伤，以遍体流血之躯大呼：“拼上去，中华民族万岁！”之后，轰然倒地，慷慨就义。这让观看影片的四川人樊建川凛然一惊：抗战还有这样一个正面战场。
 从1986年看完影片开始，樊建川开始从全国各地搜集抗战文物，包括武器、望远镜、钢盔、防毒面具、军用地图等。
 2005年，樊建川投资2亿多元，在大邑安仁镇以个人名义修建了占地500亩、拥有200万件文物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其中“抗战系列博物馆”有共产党抗日军队馆、国民党抗日军队馆、抗日川军馆等8个馆。
 2005年，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建川博物馆参观人数2007年已达30万，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了真正的历史。而77岁的杨光远，还在为拍摄反映深入中南半岛的中国抗日远征军的影片《中国远征军》呼吁着。
【新观察】
重树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
 我们必须承认，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史”（比如历史教科书和国家历史博物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完全脱离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历史书写并不存在。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只有尊重历史的真实，尊重历史学研究的独立性，而不是刻意抹杀历史或以意识形态教条取代历史研究，才可能赢得人民长久的信任。
 在改革开放之前书写的抗日战争史中，几乎没有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的肯定性描述，而多是“丧师失地、一溃千里”的抨击。
 １９８５年军博展出抗战正面战场资料，以及后来的那部电影《血战台儿庄》，现在看来或许还有点“保守”，但在当时背景下，从被掀开的历史一角，让人们看到真实的人与事，无疑是需要勇气的。而“一部电影抵好多年统战工作”的结果，以及北京市多条街道以国民党抗日捐躯将领的名字命名，也证明了民众对历史真相的承受并非设想的那般脆弱。历史迟早要以清晰的面目示人，有担当的人会勇敢地尽早揭开那一角。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研究，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我们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的禁区，比如抗日战争史研究，比如民国历史的研究，比如中俄、中苏关系史研究，这些过去无人问津也无人敢问津的领域，随着大量档案文件的公开，如今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富矿”。对普通读者来说，当面对“蒋介石”或者“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名字的时候，恐怕再也不会简单地视之为“汉奸刽子手”。这种理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从中我们还能够体会到的更加深刻的含义是，执政党理念的与时俱进。执政党的地位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是历史的选择，也不仅靠历史来证明，更在于成功地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完善了宪政制度，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了这样的从容自信，我们才可能更加坦然地面对历史。
 六十九年前，在抗战的烽火之中，钱穆写下了不朽的名著《国史大纲》。此书开篇他提出，“凡读本书者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历史观念的最大变化，就是重树了这种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所谓温情，是对前人的理解与同情，对传统的热爱与尊重；所谓敬意，则是对历史本身的严肃态度，不敢存半点弄虚作假之心。我们也深信，未来的中国，历史决不会再沦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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