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怕死》描写了一位美国植物学家（罗克饰）受聘在旧金山中国城稽查绑票贩毒集团的故事，片中出现了诸多中国人形象，然这些形象多为形貌猥琐之辈，女为小脚，男抽鸦片，干着贩毒、偷窃、抢劫、绑票等等勾当，尤其以...

　　上世纪30年代初，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在上海公映。著名剧作家、电影编导、复旦大学教授洪深观看该片后，当场在影戏院发表演说，批判该片肆意丑化中国人，劝导观众勿再观看。他的正义举动，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开创了外国辱华影片被禁映的先河。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不怕死》事件”。 　　劝说观众退票 　　1930年2月22日星期六，洪深上完课，应朋友徐君建议，去大光明戏院看美国喜剧演员罗克主演的《不怕死》。报纸上的广告介绍该影片“笑料十分丰富，始终无懈可击，配搭十分得当，无不愉快胜任”，不料，《不怕死》对华人的描写却十分恶劣。 　　这部以美国唐人街为背景的影片，主要描写华人盗窃、绑架、贩卖鸦片等种种野蛮恶劣行为，带有明显侮辱中华民族的色彩。洪深愤然离开剧院。他回忆起自己在美国留学时，尽管处处检点、刻苦攻读、学业优异，受到了外国师友的肯定和尊重，但仍然能感受到洋人高人一等的心理。为了向观众揭露事实真相，洪深返回大光明戏院，准备向院方抗议。 　　在戏院门口，洪深听到几名青年学生正在谈论影片，打算写信给报馆，披露影片内容，劝国人不要再去观看。他非常赞同，表示“远水不救近火”，不如现在就行动。他的话引起学生的共鸣，于是在众人的簇拥下，他快步登上舞台，向全场观众发表演讲。洪深怒斥影片无中生有地侮辱华人，声明“我们是中国人，应当有爱国心，不能默受这样的侮辱与诬蔑，最起码应该退票”。他的演讲极大地感染了现场观众，有人拼命鼓掌，有人站起来附和道：“好！我们应当有点志气，不要再看了！”戏院里一时群情激愤，人们手拿戏票，如潮水般涌出大门，前往售票处退票。 　　戏院拒绝退票，洪深便带领大家往外走，去找戏院理论，却在门口被闻讯而来的戏院英国籍经理茄尔斯拦住。他命令几名戏院职员，将洪深推入楼梯旁边的一间办公室。洪深几次用英语警告对方住手，但无人理睬。 　　遭到非法拘禁 　　被困在室内的洪深见警告无效，决定奋起还击。茄尔斯命令下属关上房门，然后上前抓住他的 　　衣领，恶狠狠地咒骂不休。洪深忍无可忍，与茄尔斯扭斗在一起。戏院总经理高永清见事情不妙，赶快派人向巡捕房报警。 　　两名巡捕得报赶到，欲将洪深带往巡捕房。洪深责问为首的洋巡捕，自己究竟犯了何罪，巡捕含糊回答“引起暴动罪”。走到戏院大门口，迎面碰到明星影片公司演员郑小秋。洪深对郑小秋说：请速与公司联系，设法出面交涉。郑小秋点点头，马上转身回公司。 　　在新闸捕房，捕头盘问事情经过，洪深详细讲述在戏院发生的一切，最后反问道：“如果在伦敦的大戏院里，放映一部中国人制作的电影，把旅华英国人拍得像《不怕死》里的中国人一样糟，你们会作何感想呢？”捕头答应将立即派人调查，弄清情况后再作打算。 　　约3小时后，外出调查的人回来，说该片在西方人看来“完全是滑稽片，不能十分当真”。洪深反对道，你们洋人当然觉得好笑，可是呈现华侨种种丑态的场面能使中国人发笑吗？旁边的巡捕说，如果不喜欢看这部影片，尽可不去看，何必叫别人也不看呢。捕头还要求他向戏院经理道歉，并保证不再散布有关这部影片的评论。他断然拒绝，并声明将起诉戏院妨害他人人身自由，捕房无故拘人。 　　这时捕房外已是人声鼎沸。明星影片公司的张石川、程步高、汤杰等得郑小秋报告，纷纷赶来声援。南国社友人田汉、金焰、廖沫沙也齐聚门口，责问捕房为何非法拘捕洪深。晚上8点半，捕房迫于外界压力，又感到没有理由再拘禁洪深，只好将他释放。 　　尽管遭受围殴和拘捕之苦，洪深心里却颇欣慰。事后他对朋友说，自己年近四十，如果能唤醒几个中国人，晓得要替中华民族争取平等地位，吃点苦又何妨呢！ 　　各界仗义执言 　　几天后，洪深呈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要求当局取缔《不怕死》影片，严惩依附于租界势力的大光明戏院，并通过外交途径，禁止此片在世界各国放映。以后，他连续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和启事，揭露《不怕死》事件的经过和影片侮辱中国人的真相。 　　“《不怕死》事件”经报纸披露后，在上海知识界、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明星影片公司老板郑正秋、周剑云仗义执言，在报上刊文抗议殴打和逮捕洪深。南国社、艺术剧社、复旦剧社等艺术团体公开发表宣言，表示“深愿为洪先生之后盾，作一致之援助”。侨务协进会、租界纳税华人会、国民拒毒会等民间组织，或致函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或写信给租界工部局，对洪深表示支持，并强烈要求禁映该片。沪上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谴责这类电影丑化华人形象，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连外商《密勒氏评论报》也承认，“这是中国进口的类似影片中最糟的一部，任何看过该片的中国人无疑都会被激怒。” 　　不久，洪深一纸诉状，将大光明戏院总经理高永清告到上海特区临时法院，控告其犯公然侮辱罪和欺骗钱财罪，要求依法严惩，并赔偿当事人损失。 　　庭外和平解决 　　1930年3月13日下午2时，上海特区临时法院在第七法庭公开审理大光明案。但由于证据不足，法官谕令改期再审。4个月后的7月24日，已更名为“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的临时法院在第一法庭续审此案，但当天庭审仍然无果。 　　迫于社会舆论和民众的压力，国民党市党部决定在罗克未向中国正式道歉前，禁映其拍摄的所有影片。当局又训令大光明戏院立即停映《不怕死》影片，听候查办。同时，函请各报撤除该影片广告，要求在案件没有判决前，拒登该戏院所有影片广告。 　　眼看营业每况愈下，大光明戏院不得不呈文市电影检查委员会，表示愿意登报向国人道歉、检查所有放映影片和不再放映罗克主演的电影。同时决定遵照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上缴罚款5000元，充作教育经费，请求撤回停登各报广告的禁令，以维护营业。市电影检查委员会见大光明戏院已经认错，并公开登报道歉，同意解除不准刊登广告的禁令。双方也在法官的调解下实行了庭外和解。 　　就这样，这一曾经引起国人广泛关注的“《不怕死》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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